1979年初春，对越自卫还击战骤然爆发，这场历时仅4个星期的局部作战，却动用了我军一线9个军共22.5万人的庞大兵力，加上后方保障梯队、海军和空军协同兵种，参战部队总数达到了55万人，堪称一场多军兵种协同的大兵团作战。

在如此规模的战役中，东线总指挥许世友以其大开大合、雷霆万钧的指挥风格，给越南第一军区以沉重打击；而西线总指挥杨得志则步步为营，与越南第二军区的作战稳健，尽管歼敌数量只有东线的40%，但是，伤亡也相应少得多。

然而，战事结束后，不少军迷心中却留下了一个意难平的问题：如果当时“战神”粟裕健在，由他来代替许世友指挥，我军东线是否会呈现另一番景象？我军技战术的运用是否会更加精妙，敌后穿插是否会更加坚决？“威逼河内”的进程是否会更加顺利，场面是否会更加壮观？战果是否会更大，伤亡是否会更小？

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不得不回到当时特殊的时代。1979年的我军，正经历着历史上的一个低谷期，战斗力有所减弱。参战的9个军、29个师，尽管总体上优势明显，但出现的失误和疏漏也不少。具体到团、营、连一级指挥员，有的甚至连作战地图都看不懂，到了战场上一团迷糊，这无疑给作战增添了不小的难度。

再来看粟裕和许世友两位将领。粟裕，被誉为“尤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”的大将，其军事指挥的成就和功绩高于许世友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他作战指挥得到全军的公认，主席和刘帅等人都给予了他高度评价。主席盛赞粟裕是“人才、将才、帅才”，刘帅更是罕见地称呼粟裕是百战百胜的战略家，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。

相比之下，许世友则如同“猛张飞”，粗中有细。他的指挥风格更加直接、果敢，非常适合于需要迅速决断和猛烈攻击的战场环境。而粟裕则更像是“赵子龙”，有勇有谋，他的指挥风格更加细腻、深沉，善于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。

那么，如果粟裕来代替许世友指挥东线作战，是否会更加精细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以西线的杨得志为例，他的反击作战计划反复推敲斟酌，穿插路线和部队千挑万选，作战审慎细致，伤亡比东线许世友少，但战果也要小。如果粟裕指挥东线作战，他无疑会比杨得志还要计划周密、推进稳重，也有可能像孟良崮那样出奇制胜。

然而，战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不仅仅依赖于指挥员的运筹帷幄和临机应变。它还离不开军、师级高级将领的落地实施和随机应变，需要团、营、连级中下层指挥员的身先士卒和出生入死，更需要广大战士的冲锋陷阵和协同作战能力。

除此之外，部队的装备水平、情报侦察、后勤保障和政治工作也是打胜仗的必要前提。当时的我军，整体的军事素质和战备训练情况并不乐观。很多部队在十年特殊时期主要忙于农业生产、工程施工，战备训练严重不足。而且，我军和平时期采用的甲、乙种师编制，在战时临时突击扩编为甲种师，新兵和新干部有的超过半数，这无疑影响了战斗力。

再来看武器装备情况。除了火炮优势较大外，我军的其他武器装备如56式突击步枪、轻机枪、69式火箭筒和红箭73反坦克导弹、坦克等，与越军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优势，有的甚至还处于下风。

因此，即便粟裕代替许世友指挥东线作战，也不能保证战争的走势和进程就一定一帆风顺，战果就一定更大、伤亡就一定更小。因为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指挥员的指挥艺术，还受到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。

历史选择许世友而不是粟裕来指挥对越反击战，自然是有其道理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短板，粟裕大将虽然指挥艺术高超，但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指挥这样规模的大仗了。而且，从1958年开始，粟裕就离开了一线长达20多年，而许世友和杨得志则始终在大军区任职，一直没有脱离战斗部队。他们更加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，更加适合一线指挥。

因此，历史之所以选择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许世友挂帅主战场广西方向，和当年主席选彭总指挥抗美援朝一样，“打不打”的“亮剑”精神比“怎么打”更重要。再者说，有限规模地反击越南这样的战争，还上升不到粟裕这样重量级的开国大将来指挥，开国上将许世友、杨得志乃至开国少将张铚秀已经是杀鸡的“牛刀”了，足矣。